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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盡快形成跟改革一致的新既得利益

2013-11-21 08:56來源:財經網作者:周其仁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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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夠有效推進改革?可能有一個辦法值得注意,就是盡可能快的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形成跟改革一致的利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11月20日在“《財經》15周年主題晚宴”做主旨演講說,“這個利益的力量越大,改革就越難逆轉,越可以把中國改革推進到一個新的時期。”
  
  周其仁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人民公社改革為例,“當時人民公社有很多的既得利益,分了糧食,解決了很多社員的命運,決定了他們的命運。要削減人民公社,這些既得利益就沒了,不需要人分糧食了。怎么化解的?當時也沒有什么補償,怎么給那些隊長,給那些保管員事務長補償,當時的辦法就是迅速形成包產到戶,簽了包產到戶合同,很快撥發糧食,多賣錢了,解決了多少年種地的人自己連飯也吃不飽的問題”。
  
  “這個新的既得利益一旦形成,過了臨界點,這個改革就不可阻擋”,周其仁說,“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有這個特點。80年代為什么現在回想起來還是一個非常好的改革的黃金年代,那就是迅速形成新的既得利益。農村一改,8億人,大多數都從改革當中獲利,實實在在的利益,不用再講抽象的條文,它就站在改革的一邊了,因為它的利益跟改革以后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僅僅連在一起。”
  
  周其仁還舉例了“知識分子政策調整”、“國企改革”等。他說,“80年代改革的厲害之處和重要的經驗就是選準了突破,迅速的大量的形成跟改革一致的利益,跟這個國家未來一致的利益。我相信這個經驗在這次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這個重要決定的時候可能也是慣用的。”


  
  周其仁


  
  以下為周其仁教授演講實錄:
  
  周其仁:各位好!15年來《財經》影響了無數的讀者,我是其中的一個。今天非常榮幸可以在今天晚上又一次代表所有讀者對《財經》的15年表示祝賀!但是,講些什么好呢?我也是沒有什么好的主意,波明說你就講講改革,具體講怎么在這個三中全會決定之后能夠推進改革?我想在座沒有一位會否認改革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改革的困難在于它要觸動已有的利益格局,它要觸動已有的既得利益,你觸動了既得利益,要給予補償,有的時候就是因為補償的本金不夠,所以就不能夠啟動改革。不啟動改革,很多問題就會越拖越久,拖到不行的時候會冒然改革,常常把改革推進到了革命,這是歷史上很多國家都是出現過的一個圈。而且現在處于“深水區”,觸動的既得利益還不小,當然今天的國力,今天的經濟情況比30年前好很多,但是是不是用補償的辦法化解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撓?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夠有效推進改革?我想從我們過去的經驗看,可能有一個辦法,一個途徑,一個方向值得注意。就是改革除了觸動現有的既得利益,還要迅速的,盡可能快的形成新的既得利益,形成跟改革一致的利益,這個利益的力量越大,改革就越難逆轉,越可以把這個國家的狀況推進到一個新的時期。
  
  我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如果說改革有什么主要的經驗,這就是一條。當時改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有很多的既得利益,分了糧食,解決了很多社員的命運,決定了他們的命運,經濟上算,我也不知道,可是也是既得利益,你要削減人民公社,這些既得利益就沒了,不需要人分糧食了。怎么化解的?當時也沒有什么補償,怎么給那些隊長,給那些保管員事務長補償,當時的辦法就是迅速形成包產到戶,簽了包產到戶合同,很快撥發糧食,多賣錢了,解決了多少年種地的人自己連飯也吃不飽的問題,這個新的既得利益一旦形成,過了臨界點,這個改革就不可阻擋。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有這個特點。80年代為什么現在回想起來還是一個非常好的改革的黃金年代,那就是迅速形成新的既得利益。農村一改,8億人,大多數都從改革當中獲利,實實在在的利益,不用再講抽象的條文,它就站在改革的一邊了,因為它的利益跟改革以后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僅僅連在一起。
  
  知識分子政策調整,幾百萬知識分子就高興了,一恢復高考,幾十萬年輕一代的人就跟這個新的體制連在一起了。像我們后來對鄧小平很多政策不是都跟得上,不是都完全贊成的,但是,有一天,平常這個人你總是看到他的貢獻,為什么?78級,沒有恢復高考不可能上大學。我們是新的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國企改革很困難,迅速改出一些新的利益,市場一形成,能賺到錢了。我們的資本市場到今天應該說也不能算很順利。但是,當時改革的時候,小平是有句話的,開了不行再關,后來發現開了就關不上了。不可能再把它關掉,因為有很多新的利益在里頭。當然,我們說還要再往前推進,但是這個經驗證明,不管我們觀念上,理論上,思想上對這個怎么看,只要形成了新的利益,形成了跟改革一致的利益。80年代的厲害之處和重要的經驗就是選準了突破,迅速的大量的形成跟改革一致的利益,跟這個國家未來一致的利益。我相信這個經驗在這次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這個重要決定的時候可能也是慣用的。當然,針對新的情況。今天《財經》雜志很多影響力的人都這里,我們看看在這個角度做了哪些事,有利于這個決定落實。
  
  這三天《財經》年會對這個決定都有很多評價,都認為是意想不到,范圍之廣,力度之深,但是,好的決定能不能落下去。十一屆三中全會其實落實的情況比決定寫的還要深入,決定沒有寫關于農村改革,當時的頂層設計是國有企業,通過企業自主全權來激活國有企業,農村是修養人心,讓全國多少萬人民緩一緩氣,可實際的進展,三中全會以后沒有幾年,都突破了。當然,歷史上還通過其他的一些決定,決定也寫的很好,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能達成這樣的情況很不容易,但是決定達成了,貫徹不下去了。所以,這次的決定超出預期,一個全國動員改革的行動綱領。關鍵是怎么變成行動?我認為所謂落實決定,最重要的就是要迅速大量形成跟改革一致的新的利益,這個利益讓改革不可能再往出退,走上這一步以后再說其他,再解決沒有體制的問題。
  
  我們最近都在討論,從哪些方面做可能有助于這個事情?我想到這么幾條,供各位來參考:
  
  第一、這是上次《財經》在四川會上的內容,今天的改革跟30年前不同,今天我們有很多法律,起作用的法律二三十部,加上地方的有七八千部,法治國家不能隨便破壞法。改革跟法治之間這個問題怎么解決?你不解決就很難有突破。土地問題,有法,農民土地不得轉讓,不得租賃,農民的房屋不得抵押,這都是明文寫在我們遺留的法律里頭。所以,恐怕要呼吁,要推動立法機關根據這次全會決定,要對已有的法律進行一次梳理,把嚴重沖突的條款理出來,通過我們修法盡快的給予修訂,盡快的予以廢止一部分條款。你不能通過違法來推進改革,通過違法推進改革的面是很窄的,多數人不敢跟著干,那就會產生一個危險。還在那兒說,再說幾年,這個事情就過去了。
  
  第二、一些高難度的改革,因為這次確定了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個精神一貫徹,下一步這個市場,中國下一步很可能是發展出一些高端市場,不是一般的商品市場,它是對法律、法規、人才、配合條件、中間服務需求非常強有力,非常中國性的一個高端市場,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門檻,對這類改革,我們恐怕要求,或者呼吁,或者推動要增加某些位置上的改革因素的集結,增加這種集結的密度,不能散開管,我們不理解它跟一般的產品市場不同,不需要每個縣,每個鄉,每個鎮都必須有,很多金融活動,像美國的金融活動就在華爾街,加利福尼亞很多地方不知道那些東西,不需要你知道。如果我們分散,到處搞力量不足,哪里都打不開,哪里都形不成新的交易量,就不能有效的證明這個改革是成功的。
  
  第三、這60條決定我同意楊偉民的解讀,都是干貨,非常實。那下一步還要拿什么東西來配合呢?恐怕要一些圖像,文字的力量,現在從傳播來看,抵不過圖像,圖像是中國的,你再寫,包括對民營經濟這次寫到了已經歷史最高位了,從目前的認知來說,不可能再把這個調子再寫高了。但是,我相信全國這么多人,這么多民營企業,不光看你這個文字,它要有一些圖像,要有一些故事。你看當年鄧小平在解決民營企業這個起來的時候,就是抓圖像,鄧小平先生曾三次提到一個地級市,就是傻子瓜子不能動,動了人們就說黨的政策變了。這一個故事它對很多條文,對全國來說影響力大,人有了故事,知道你這句話當真,F在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需要一些這種好故事,這跟當年商鞅變法是一樣的,你怎么說,人不一定信,你把這個桿子移過去,很多就信了,F在需要很多好故事,我們非常希望在三中全會以后,《財經》再出一批好故事。讓人們不但讀懂條文,讓人們相信這個條文是當真的,不是說說。有些事情既沒有法律障礙,也沒有重大的什么分歧,應該可以很快干,促使它干,通過輿論呼吁促使它干。原來說大學、行政機關、醫院,逐步取消行政黨籍化,這件事情搞不好,可能拖很多年,能不能今年就邁出一步,這么多大學,都非得帶什么副部級嗎?這個東西也沒有法律規定它一定要帶,有一家,有兩家,問問看那么多大學校長,你是不是一定要在行政系列里掛著才能搞好大學?這個事情沒有什么風險,全世界好大學多了,都沒有行政等級,中國搞這個事情沒有風險,把大學辦好,把研究生辦好,把醫院辦好,把私人單位辦好,問題就是要有圖像,要有故事,要有活生生的中國人做出活生生的中國事情。然后它就有傳播力,它就有影響力。你這個地方做了,其他地方就坐不住,就形成潮流,形成新的時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也形成新的思維方式和核算體系。
  
  第四、我覺得我們通常會說既得利益、部門利益。這個問題存在,但是,就我接觸而言,無論條條還是塊塊,就是在政府系統內都有主張改革的力量。問題這里頭的積極性怎么能夠發揮出來?好多關鍵領域的改革,沒有內行人知道從那一個角度下手改,你還真不容易改。這里要形成一個什么氛圍有助于改革。無論中央部委,還是地方政府里頭有很多人是有改革意識的,有改革主張的。他們也可以通過改革形成新的利益,也可以讓他們的政治命運,地位跟改革連到一起。我覺得有一條可能要根據前些年的做法,就是中央這次通過決定以后要非常強調各部門,各地方推動改革的責任。前幾天我們看到有些現象,覺得難以接受,好像改革就是底下的事。北京做官的就是挑毛病的,就是不行的,就是踩剎車的。你是執政單位,你是執政機關,大政方針推動改革你有責任推動?你說這個改革不對,你帶頭做出一個對的改革來。80年代很多地方的改革試驗區,中央的部門是參與的,一起搞的,無論深圳的特區,還是后來上海的開放,它不完全是地方的責任。不是地方干北京來批,北京來點頭,一起的,組合到一起來看。無論上海的自貿區,還是其他領域的改革要推進這種組合,要加大中央有關部門在推進改革,領導改革當中的責任。這樣的話,就能改變機關和部委里頭的相對力量,讓有改革意識的處長、司長發揮更大的作用,跟市場的力量結合到一起,有助于形成新的體制。
  
  最后一條,這是全會決定里頭除了強調頂層設計,還強調發揮地方的、基層的首創機制。我是剛從外地回來,也聽到不同地方對此次全會的評價。這次很大程度振奮人心,可以推動在全會之后會冒出很多新現象來,我們對此要敏感,頂層設計冒出來,當然一拍即合,沒有涉及到的底下冒出來,符合改革方向,有助于推進改革的要非常靈敏的抓住,尤其《財經》這個媒體有影響力,抓住了這些苗頭,有可能一個小事情,一個小故事可能就有很大的帶動作用。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推進這個改革,能夠使它更順利一點。
  
  所以,概括起來我就用這番話來幾年《財經》的15周年。形成改革故事很不容易,推進改革更不容易。其中一個可用的經驗,就是要按照這個方向敘述大量新的故事,敘述很重要,因為這涉及到民心、民企,不能讓熱乎起來的改革的盡頭很快又涼下來,慢了不行的,確定2020年形成新的體制,其實最重要是前三年,前三年最重要是前一年,如果有了突破,改革就會形成風潮。為什么大量呢?因為這也是觀察社會生活的一個結果。你看什么人會叫?受損害人會叫,但是,得了益的群體通常不上街的,他不會上街說,我用過這個新體制,所以你聽到的聲音往往是受觸犯的聲音大。所以,你要把得益的力量迅速壯大,才可以評議受觸犯的既得利益對改革的抱怨,對改革的抵抗。而在這件事情上,我相信《財經》像過去15年一樣在未來的中國推進改革,落實改革的過程當中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謝謝各位!
  
 。ㄒ陨蟽热莞鶕钨e發言實錄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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